实说冯友兰

孙子们还要依仗爷爷的招牌混日子呢

资中筠算是有见识的人，但就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来说，她没发言权，所以评不了冯友兰，轻轻松松就被冯的“大名”蒙住了。

大师都是厚积薄发的一个人 成就一个学手术的时代就像当年蒋政府有胡适之-kds官方iPhone客户端-

干春松：批林批孔漩涡中的梁漱溟和冯友兰作为1949年之后大多数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知识分子对于“批林批孔”的态度显然是极为复杂的。是进一步的受到改造还是一个新的参与现实政治的机会，矛盾和焦虑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心思之中。而对于旧中国过来的，一直对孔子持有同情和敬意的梁漱溟和冯友兰显然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这种的压力。其实，梁漱溟和冯友兰在运动正式开始之前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相比之下，梁漱溟所感受的压力或许稍为抽象一点，因为他当时主要的活动空间是在全国政协，只是参加表态性的学习，如果他愿意，他只要表示支持某个运动，就

显然，梁先生并非是一定想成为运动的对立面，或许他明白成为对立面的滋味。因此他想以保持沉默的态度来应对，但当他听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中，顺便批判了梁先生，说“梁漱溟何许人也。”因此性格倔强的梁先生便决定将自己的态度说出来，1974年2月22至25日，梁先生用了两个半天约8小时的时间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主要的内容是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其说殆误于社会发展史分划五阶段为世界通例，而不知其不可泥执。世界史上

梁先生所说的某教授就是冯友兰先生，到了1973年10月份已经成为“梁效”班子顾问的他已经从最初的紧张中解脱出来。根据《三松堂自序》的描述：“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方的群众向我鼓励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

我尊敬资中筠教授，所以也就勉强同意她对冯友兰的评价，但冯比梁漱溟教授差个档次，比胡适先生就更差不是一个档次了。

我们不能否认，经过反复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断地否定自己，努力跟上形势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对于政治运动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形成之后就有了一定的真诚成分在其中。而这种真诚在事后的回忆中会成为其内心深处的痛，这种痛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职业病”。且看冯先生自己的反思：“我们说一句话，写一篇文章都要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见解，自己的见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说，怎么样写。这就叫‘立其诚’。自己的见解可能不正确、不全面，但只要确实是自己的见解，说出来写出来，就是立其诚了。自己有了确实的见解，又能虚心听别人的意见，以改其错误、

自我做贱的奴才，他的后半生是被有良知的人所唾弃的。

我记得有资料记录，文革时冯友兰刚从揭发他人的台上下来，激动的脸红脖子粗，但还没走到座位就被另一人上揭发了

期待更多跟帖介绍相关事实